续3

   果然，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，姐姐出嫁了，聂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直奔濮阳去找严仲子了。
　　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刺客是如此的感性。

　　 聂政说，说吧，杀谁？
　　 严仲子这时就毫无保留地向他说明了全部事情的真相，说，我再给派些壮士助你。
　　 聂政说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
　　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刺客是如此的果断。

　　 聂政携一把宝剑径直而入，在杀了几十个侍卫之后，轻轻一剑刺死侠累；再一剑，刺死了韩王。
　　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刺客是如此的坚决。

　　 聂政在杀了侠累与韩王后，自毁面容，挖出眼睛，剖腹而死。他这样做是不给人留下证据，牵连自己的亲人和幕后主谋严仲子。
　　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刺客是如此的信义。

　　 聂政的尸体就像他预想的那样，陈于市上，韩国出重金悬赏盘查凶手身份和幕后操纵者，没人知道。
　　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刺客是如此的智慧。

    [ 比生命更重要的侠士之名 ] 为侠士，终为侠士之名。中国古代侠文化里，追求类似宗教精神的具有超越意义的“名”，已经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恩不忘报，知恩图报，就为名高于世，名垂千古。
　　 这时，聂政是姐姐聂荣就毅然决然突然地出现了。
　　 在姐姐聂荣听说有人行刺韩相，毁容自杀，暴尸于市，聂荣一猜就是自己的弟弟；再猜弟弟毁容一定是怕牵连了她，她是这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。于是愤然：不扬弟之名，吾不忍也！义无返顾千里迢迢至韩，在街市抱尸恸哭，公然指认，这是吾弟聂政！
　　 这时什么追查了牵连了都无所谓了，为彰显弟弟的豪侠的名声，她已置生死于不顾，她就是要让人知道这个勇敢的人，他的名字叫聂政！
　　 在她向街市上的所有人陈述了弟弟聂政的事迹之后，乃大呼“天那”者三，悲极气绝猝死在弟弟聂政的尸体旁。
　　 司马迁在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最后概述：自曹沫（专渚、豫让、聂政）至荆轲五人 , 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。
　　 司马迁当感谢一个人，我们也当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聂政的姐姐聂荣。
　　 没有聂荣，我们的历史是不会辨认出侠士聂政来的。

    [ 《广陵散》：另一段插曲 ] 关于聂政，有另外一段插曲，历史便被弄得复杂化了。插曲缘自那一首已成遥远绝响的古琴曲《广陵散》。
　　 《广陵散》又名《广陵止息》。原是流行于广陵地区今安徽寿县境内的民间乐曲，曾用琴、筝、笙、筑等乐器演奏，现仅存不辨真伪的古琴曲，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，它至少在汉代已经出观。早期无内容记载，故历来说法不一，但就《广陵散》一般意义而言，大多都将它与《聂政刺韩王》琴曲联系起来，现大多琴家便也按照聂政刺韩王的民间传说来附会来解释。
　　 这个聂政的故事便与我们刚才说的聂政的故事大相径庭了。
　　 据《琴操》载，聂政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而被杀。聂政发誓为父报仇，但行刺失败，遂上泰山刻苦学琴十余年，之后，漆身吞炭，改变音容，返回韩国，在离宫不远处弹琴，高超的琴艺使行人止步，牛马停蹄。韩王得悉后，召他直接进入宫内演奏，聂政趁其不备，从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。为免连累母亲，便毁容自尽。

　　　　 今存《广陵散》曲谱，最早见于 1425 年明代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印的《神奇秘谱》，谱前记云：今予所取者，隋宫中所收之谱。隋亡而入于唐，唐亡流落于民间者有年，至宋高宗建炎间，复入于御府。经九百三十六年矣！。谱中有关于 “ 刺韩 ” 、 “ 冲冠 ” 、 “ 发怒 ” 、 “ 报剑 ” 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，都像是与聂政的故事相对应的情节而取名；再从乐曲所表现的情绪中看，也与这一个聂政刺韩的传说有不少相通之处。所以古来琴曲家即把《广陵散》与《聂政刺韩王》看作是异曲同名。
　　 是不是同名，且不管它，但曲中又一种聂政刺韩的传说果然是存在于民间的。我不知是信，还是不信。

    [ 辞行与送别有违常理 ] 太子丹从开始到后来反复强调告诫刺秦王是国家的绝密大事，田光为此刎颈自杀，樊於期自献头颅，荆轲拜为上卿，寻找锋利匕首，进献督亢地图，这些都构成了秘密谋杀精细计划的环节和链条，并以表象的作假掩盖真实的目的。如果有一个环节不慎对外泄露了，那么就彻底打碎了苦心经营的全盘计划。常理一。

　　 这一切，不仅不能让秦国有一点点的探知，对燕国国内也不可走露一点点风声。这等国家的最高机密，泄露的后果已不是涉及荆轲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生命安全，而是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。常理二。

　　 所以能去弄那么宏大的辞行的场面么，能去做那么隆重的送别仪式么。有违常理一。

　　 送别干什么，就是送荆轲秘密去秦刺秦王！主题明确，人人皆知；故而击筑，慷慨悲歌，垂泪涕泣，沸沸扬扬，生怕那边的秦始皇不知道，没准备，先在易水这里做一下宣传广告。有违常理二。

    [ 易水新考证 ] 前提是送荆轲于易水是存在的。一般认为易水在今河北易县。但近年经过有关历史和文物界专家考证，确认荆轲别燕太子丹不是在河北省易县，具体地点应在安新县白洋淀附近。
　　 专家认为，易水分为南、北、中三条，而南易水发源于太行山区，流经保定安新县的安州流入白洋淀。在战国时这里正是燕国和赵国的分界线，有“燕南赵北”之称。燕太子丹送别荆轲在明、清两代的《安州志》上有明确记载：“三官庙前，旧有秋风台，在城北易水旁，即燕丹送荆轲之处。”在安新县也发现了古秋风台遗址和刻有“古秋风台”的石碑，在石碑的背面刻有详细介绍荆轲别燕太子丹的经过。
　　 专家还说，在战国时期，燕国的都城原在临易城，就是今天的安新和容城交界地带，后来才北迁到了蓟，而安新一带仍叫临易城，三条易水都流经这里汇入白洋淀，而现今的易县当时不叫易县，叫葛城。

   《史记》与《燕丹子》之比较 ] 这个比较取自孙犁的《耕堂读书记》，原文照录如下：
　　 一、《燕丹子》共分三卷，第一卷记鞠武，第二卷记田光，第三卷才记荆轲。系一人引出一人。而《史记》一开始就写荆轲，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、盖聂、鲁句践等。在《燕丹子》中，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，露了一次面。《史记》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。

　　 二、在细节中，除去孙星衍提到的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取此为文，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，而增徐夫人匕首，夏无且药囊。”《燕丹子》还有荆轲赴秦时，“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”，和“行过阳翟，轲买肉，争轻重，屠者辱之，舞阳欲击，轲止之。”两个细节，为《史记》所无。
　　 买肉这一细节，对小说很重要，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，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。而司马迁或者认为，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，不再重复。这在史裁上讲，也是应该的。
　　 小说，一再重复，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，但也要得当。《燕丹子》的处理，还是得当的。
　　 司马迁的《荆轲传》，现在通称为“传记文学”，然其本质仍为历史。所谓传记文学，只是标明：司马迁的历史著作，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。作为历史，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。荆轲刺秦，是一大悲剧。这一事件的失败，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。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。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：太子催促太紧，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，而与秦舞阳同行，荆轲在出发之前，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。小说对于失败，则不必有结论，任人想象去好了。

　　 三、《史记》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、吃千里马肝、砍美人手等细节，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。小说可以这样写，民间可以这样传说，作为人物传记，这些材料，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。

　　 四、至于《史记》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，马生角，是因为荒诞。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，是因为虚构。乞听琴声的原文为：“秦王曰：今日之事，从子计耳。乞听琴声而死。召姬人鼓琴。琴声曰：罗觳单衣，可掣而绝。八尺屏风，可超而越。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。轲不解音。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，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。轲拔匕首掷之，决秦王耳，入铜柱，火出燃。”
　　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，间不容发，哪有这种闲情逸致，这等从容？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入铜柱，火出燃，却比《史记》所写，更为有声有色。
　　 《史记》虽不采这两件事，但放在小说中，还是可以的，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。群众会这样想：啊，所以没有成功，是上了秦王的当呀！

　　 五、《燕丹子》一书，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。《史记》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，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，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。使文末摇曳生风，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，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。

　　 耕堂曰：历史与小说之分野，在于虚构之有无。无虚构即无小说，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。然在中国，历史与小说，实亦难分。有时历史的生动，如同小说，有时小说的翔实，超过历史。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，小说从历史取材，则更为多见。但文体不能混淆，历史事实，有时虽出人意想，不得称为小说；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，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。
　　 《燕丹子》与《荆轲传》，题材无出入，人物无等差，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，判为泾渭。文体虽不同，写作艺术，仍有高下之别。仔细推敲，《史记》的剪裁塑造必胜。学者认为《燕丹子》成书于前，《史记》采摘之，亦未必然。要是秦汉之际，关于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，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，不会是一种，而是多种。其中有事实，有传说。事实有传闻异词，传说有夸张想象，记载有繁简取舍，不会一致。《燕丹子》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。